Las venas abier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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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啊，你让我唱得多么艰难
Nueva canción  de  Chile

    如果沿用博尔赫斯那篇《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构思精妙的开头之格式，似乎可以这样写：1492年，被载入后世无数历史课本的意大利人哥伦布先生，四处碰壁后终于得到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二世资助。他带着一群染上坏血病、傻逼呵呵又精疲力尽的水手抵达巴哈马群岛，似乎他们受到土著们盲目的欢迎或是不友好的接待。但毕竟此前玛雅、阿兹特克与印加三大文明已在那片广漠的大陆存在了几千年。
    随后进行的三次航行引发了后来无数的事情，比如西班牙在中世纪一跃成为世界强国，迅速把精液、语言和马群洒遍遥远而庞大的殖民地；比如被黄金白银喂养肥壮的欧洲列国；结构严谨的英雄史诗《马丁•菲耶罗》；无数次徒劳无功的印第安人起义与牺牲、征服者对殖民与侵略粉饰的“白色传说”；《百年孤独》以及穿农民装领奖的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笔下《佩德罗•巴拉莫》错综复杂的魔幻叙事；众多的起义、革命和独立战争，从何塞•马蒂，玻利瓦尔，圣马丁直到切、卡斯特罗、阿连德与“蒙面骑士”马科斯，无数被称作先驱或英雄的男人，还有那本圣经般的日记；上帝之手、毁誉参半又爱憎分明的长发矮个子迭戈，卡尼吉亚、巴蒂以及更多的长发足球；高乔人的骏马与刀子、探戈舞、墨西哥的沙漠与谷地，潘帕斯草原的雄鹰以及绵延不断的安第斯山和无数美丽的混血姑娘。
    此外，还有我们将要说到的这个语音婉转的西班牙语词汇——Nueva canción （新民歌），并且希望你看到本文末尾再理解它真正的含义，以及她所携带的无穷力量。

 人们把六齿的犁变成了吉他
    在漫长的压迫与反抗中，白人、印第安人以及后来的黑人奴隶们的血渐渐混到了一起。南美是人种也是艺术的大熔炉，混血造就了整个拉丁美洲奔放狂野的魂灵，同样也造就了动人的混血音乐。印第安人没有弦乐，但他们用竖笛、排箫、埙以及鼓演奏的《El condor Pasa》（老鹰之歌）同样让人想到辽阔的天空与白云。随后，黑奴们带来非洲的拍子与音阶，殖民者则演奏起吉他、竖琴这些“文明”乐器，而吉他的浪漫似乎天生就匹配这片土地——它迅速地扎根并成为美洲大陆最主要的乐器。
    最早，是那些混血的高乔人骑着马把吉他带向潘帕斯草原，他们用它唱生活，结识朋友与女人。这些游牧的人被称作“巴亚多尔”（ Payador，游吟歌手），他们手上吉他的曲线与女人身体的优美线条诗意般对应。而吉他的平民属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片大陆上的歌手只会属于他们脚下的土地，只会为这土地为劳作的人们而歌。像歌中所唱：“歌手活着就是为了歌唱，为了亲身体验热烈的冒险生涯。”几百年里无数的歌手在行走，在民间流浪，歌唱是谋生之术更是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唱草根的爱情与生活，从一个村庄到下一个，他们采集不同的生活和歌再把这些唱遍四方。这一传统在几百年中从未消失。即使是面对死亡的威胁，底层的歌声也不会背离它出生的土地。而在社会动荡、风云迭起的年代，唱歌的人会为了对人民的爱凸显自己的力量乃至献祭生命。

从智利开始但永不结束的故事
    从世界地图上看去，拉丁美洲就象一把手枪或者一块人骨。智利刚好在海与大陆之间，被挤成一条狭长的带，北达秘鲁，沿玻利维亚与阿根廷而下，一直到德雷克海峡。南北长4000多公里，而东西宽度只有200来公里，如同暴露在外奔突的血管。1957年，整个大陆都在动荡，卡斯特罗和切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巴尔加斯•略萨刚毕业，巴勃罗•聂鲁达已经回智利担任作协主席，他的诗在智利被秘密传诵。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一年视作新民歌运动的起点——伟大的歌手维克多•哈拉(Victor Jara)与他的精神导师，同样伟大的比奥莱塔•帕拉（Violeta  Parra）相识。从此激荡人心的歌唱一直响彻在智利或者更远更广阔的土地上，即使他们已死去多年，他们点燃的燎原大火到现在也没有熄灭过！你要知道，吉他在那里已不仅是乐器那么简单，更多时候它们是枪！

 而你们的歌声就是我自己的歌声
    比奥莱塔．帕拉1917年生于智利南部一个小镇，父亲是个乡村音乐教师，母亲则是个会弹吉他的普通农民。她很小的时候父亲便死于失业后的酗酒，家里只能靠妈妈给人洗衣维持生活。随后她和哥哥（后来成为著名的现代诗人）不再上学，一起在火车上给旅客们唱歌或者表演些滑稽节目补贴家用。那会她才九岁，从没接受过正规音乐训练，更不识5线谱。但是对音乐与生俱来的热爱让她学会了弹吉他，无师自通地掌握了独特的演奏方式（后来她又自学了钢琴和许多民间乐器）。从幼年时代开始的艰苦让她尝尽了底层的苦难，没使她失去信心反而坚定了她对生活的爱，直至后来成为一名伟大的人民歌手。
    让她永远活在智利人心中的第一件事是伟大的远征，那足以与23岁的恩内斯特•格瓦拉骑着诺顿500穿越南美大陆的旅行相当：1952年，35岁的比奥莱塔独自踏上茫茫旅途去搜集民歌，她买不起录音机，只带着记录本和吉他，靠双脚踏遍了整个智利。我想象这个可爱的女人只身穿越广漠的沙漠与草原，路过无数贫瘠的村庄和田野，用脑子、笔和吉他记录那些草根的故事与濒临失传的旋律。她和那些农民吃住在一起，过贫苦的生活，生命里只有行走和歌唱，朴实而坚定。
    几年下来她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经她搜集整理的竟有三千多支传统民歌。并且她还把这些音乐以及智利的民俗与民间艺术介绍到了更远的地方——在巴黎卢浮宫她为她所钟爱的那些开办了展览，BBC也专门为之录制了智利民歌的广播节目——全凭她以一己之力，到底是什么让一个女人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要是听过她死前写的那首《Gracias A La Vida》（感谢生活）（Joan Baez曾经在88年西班牙Bilbao的演唱会上翻唱过这歌），你便会明白——“感谢生活，生活对我意重情深，她给了我泪水和欢笑，教我分辨苦难和幸福，我的歌跟你们的歌由这两部份凑成，你们的歌声就是我自己的歌声。”比奥莱塔继承了巴亚多尔的传统，将安第斯高原印第安人的乐器引入她的作品，如竹笛、排箫、恰郎戈琴等。她为那些古老的旋律注入了新鲜的活力，简单的吉他伴奏着质朴的演唱，就像她自己一样的质朴。她曾在巴黎居住，对法国的传统香颂（Chanson）也十分喜爱，因此她的作品也受到一些影响。后来她曾被邀请到众多国家演出，法国、苏联，波兰，她本可以留在那些地方可最后还是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就像聂鲁达。
    生活的苦难一直缠绕，她一生育有四个孩子，两个夭折。可她一直那么坚韧，不顾所有羁绊爱着音乐与人民。只把自己当作智利的女儿，从来没有向那些不尊重人民的当权者低头。总是朴素的农民打扮，只为田间地头的人歌唱，她是整个拉丁美洲灵魂的缩影。1965年，比奥莱塔与她的女儿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创办了“民歌手之家”，在那里她经常召集民间艺术家们聚会，一起唱歌、谈论艺术以及责任，而不是搞什么所谓的艺术沙龙。这里后来成为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的发源地。因为那个时候的智利已如同数百年前般沦入美国人之手，她为她的祖国担忧，为水深火热的人民痛苦。吉他已经是她忠实的武器，她用歌发出怒吼，尖锐地揭露政府的丑恶，为穷人的悲惨遭遇呐喊。有一首名为《—切都颠倒了》的歌这样唱道：“白痴当了教师，强盗当了总统，小偷当了法官，一切都颠倒了”。但是刚奏响的战斗号角却被她自己终止——1967年5月5日，“由于种种巨大无形的压力”，比奥莱塔在“民歌手之家”用枪射穿了自己的头（关于她的自杀，我查阅众多的传记，但无一提到原因，是政治阴谋还是对生活绝望？政治年代的死亡永被迷雾笼罩）。无数的人走上街头送别这个女人，走在队伍前面的便有她忠实的学生后来的殉道者维克多•哈拉，以及同样悲壮的殉道者——三年后成为智利总统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萨尔瓦多•阿连德。比奥莱塔死后，她的儿女继承了她的事业，继续在圣地亚哥演唱，即使后来独裁者皮诺切特上台后他们被迫流亡到欧洲，歌唱也没有停止。
    我一直坚信她的那些歌把某些精神传递且延续了下去，那些游行队伍，那些慷慨赴死的人，那些与拿枪的国家机器搏斗的大学生们总是唱着她与哈拉的歌——那给予他们力量。在拉丁美洲的每个地方都会有《感谢生活》的旋律，比奥莱塔在民歌里永生，无愧“智利民歌之魂”。

如果歌手沉默，生活也将沉默
    维克多•哈拉的歌，多以智利传统民谣的方式诉说底层人民的疾苦与表达政治观念，歌唱爱情、生活与斗争。平和淡定的歌里深藏火山般的热情，包容愤怒与呐喊。他的身世与比奥莱塔也异常相似，1938年维克多生于圣地亚哥附近一个偏僻的山村，父亲是个贫苦佃户，而他的母亲则是个很受欢迎的乡间女歌手。苦难同样在童年到来，为了摆脱贫困的生活，母亲带着他和其他4个孩子到首都谋生。不再弹吉他，妈妈被生活压弯了腰，像奴隶一样干活，只是为了能供养孩子们继续上学。在他15岁那年，妈妈由于操劳过度猝死在终日劳作的小吃摊旁。坚定的生活态度与吉他，这是母亲留给维克多并伴随其一生的宝贵财富。
    少年时的底层生活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15岁的维克多在贫民区独自生活，寻找下贱的谋生职业。1955年，维克多自学考上了智利大学戏剧系表演组，在3年学习过程中，每个假期他都要去母亲的故乡跟农民们一起劳动，学习他们的歌。维克多晒黑了皮肤，目光变得坚定，他学会农民语汇，记录下许多民间歌谣。终其一生，他一直活在民间，绝没有在感情上背叛过养育自己长大的底层社会，也没有在实际生活里远离过他的农民朋友。与比奥莱塔的结识让他开始了自己传奇般的歌手生涯，对于他，比奥莱塔是导师，也是母亲，他从她那里继承了民歌的魂，了解到自己应该去为之奋斗一生的事——赤子将在大地上行走歌唱，寻找生命与生活的真理。
    他本可能成为一名中产阶级性质的话剧导演，但他知道自己应该站在那里。为了排演剧本，维克多深入到各地山区去采集民风，这使他能更深地了解人民的生活与情感。而吉他已是他生命不可分离的部分，即使他也没有学过什么乐理与狗屁五线谱，即使他只能靠听去牢记旋律，即使他只能用粗陋的方式弹奏吉他，但那些发自肺腑真诚感人的歌一直被四处传诵。他跟学生们出去搜集民歌只带一壶酒和吉他，与农民们对坐在田间地垄，他把他们视作真正的艺术家。
    时代的动荡让人民不再沉默，何况这片大陆本就是不羁与狂野的。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那是拉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让其他处在水深火热的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人民看到希望。他们渴望远离苦难，赶走美国殖民者，打倒不公正的腐败政府。于是歌手们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阿根廷的阿塔瓦尔巴•尤潘基（Atahualpa Yupanqui 1908-1992）、古巴的卡洛斯•普艾布拉（Carlos Puebla 1917-）、智利的比奥莱塔•芭拉（Violeta Parra 1917-1967）为这场运动奠定了丰厚的基础。他们的歌和乐器都取自底层，在传统的基础上融入新的元素，而歌词则道出人们的心声，这些歌飞扬在民间成为檄文与号角。从各地纷纷举办的新民歌音乐节开始，Nueva canción 作为一种代表正义的社会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迅速燃遍整个大陆，点燃了反对美国影响的民族主义，让浓烈的血在每个人体内沸腾起来。1965年，比奥莱塔的两个儿女在圣地亚哥卡尔曼街34号成立了“帕拉兄妹之家”，这里成为后来智利新民歌运动的中心，甚至也是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小基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这里，大胡子的嬉皮士，游击队员，印第安人以及歌手与农民。歌手和听众一起坐在地上，唱淳朴的歌，讨论国家的未来与出路。维克多在那里演唱了四、五年，放弃了地位与职位，坚定地走上了歌手之路。
    67年，切在玻利维亚丛林被枪杀，维克多把题为《幽灵》的歌题献给伟大的革命者——“他是叛逆之子，穷人纷纷追随他的足迹”；69年，在智利蒙特港，警察为驱赶流离失所的农民，用机关枪向人群扫射，他迅速地把自己的愤怒谱写为锋利尖锐的《蒙特港之问》；随后在第一届智利新民歌节上，他深情地演唱悲天悯人的《向农夫的祈祷词》。他为被屠杀的印第安人写歌，他为贫病交加的穷孩子演唱，他想用歌声驱赶邪恶与不公。他穿着印第安斗篷怀抱吉他在众多拉丁美洲国家间巡回演唱，底层的人们给了他最火热的欢迎，因为那些歌让他们不惧枪口，那些歌唱出他们的心，那把吉他射出子弹。草根与正义让他被人民拥戴，同样也使他站在了风口浪尖。
    维克多的生命在1973年9月14日被划上句号。他与比奥莱塔同样死于枪杀，不过他被军队用冲锋枪打上了满身的弹孔。1970年9月，人民联盟候选人、社会党领导人，忠实代表人民的萨尔瓦多•阿连德获胜。就职后阿连德开始推行被称为“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规划，包括进行大型工业（铜矿、银行等）的国有化，彻底改造医疗卫生系统，改革教育系统，给儿童提供免费牛奶，深化土地改革。这不光触犯了大地主与资本家们的利益，更是引起美帝国主义的不满。以民主道路争取来的社会主义仅仅只维持了3年，那个野蛮的恶魔、法西斯与独裁者皮诺切特便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发动了军事政变。9月11日，阿连德在对智利人民的告别广播演说中为自己致上悼词：“我不辞职...我们播下的种子不会死灭...创造历史的是人民...”。随后他挎上冲锋枪冲出被包围的总统府，准备与叛军决一死战（传言他死于自杀，可谁知道呢，真相已隐匿在复杂的历史里）。而这样的时刻，学生们总是无所畏惧地冲在最前面——在国立理工大学这个政治活跃的地方，学生们集结在一起，以幼稚但是高尚的决心手无寸铁地对抗全副武装的军队。维克多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亦没有退缩，决然选择与人民同在。他驱车穿过四处巡逻的坦克和军队，在被围困的人群中坐下。没有吉他，在寒冷的夜里，大家相互依偎，以掌声为节奏，维克多唱起激动人心的歌，这热烈正义的歌声击碎黑暗，迎击枪炮与白色恐怖。
    第二天，坦克和装甲车开进来，它们面对的是赤手空拳的青年们。维克多被军队逮捕，他遭到惨无人道的殴打。可即使肋骨被打断弹吉他的手被折断，在狱中他仍颤抖着匆匆写下一生最后一首歌《我们是5000个人》，来不及谱上旋律的歌词今天读来依然让人热血澎湃：“我们是5000个人...仅仅在这里就有10000只手...歌啊，你让我唱得多么艰难。”9月16日，维克多的妻子在堆放众多死难者尸体的地方发现了他——“胸部全是枪眼，腹部有伤口，双手扭曲地挂在胳膊上，手腕似乎已折断...”这让我想起在16年后另一个国家的广场，单纯的学生们同样幼稚地迎向枪口，有人也弹起吉他唱过这样的歌（它的名字叫《Beautiful Chinese》），只不过墨写的历史早已抹净鲜血，人民已学会了遗忘。与这不同的是，维克多•哈拉虽死犹生，他像格瓦拉一样已经化作了美洲血脉里的烙印，像安第斯山一样长存。

历史上最漫长的巡演
    如果只从音乐上看，新民歌运动最重要的影响是催生了当地印第安人音乐与平民乐器吉他的结合。在新民歌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智利乐队Quilapayún和Inti-Illimani，他们的成员穿着劳动者的斗篷，用排箫、竹笛和鼓来演奏，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历史上那些英勇抵抗殖民者们的印第安人，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的斗争。
    Quilapayún由三个年轻人在1965年组建，他们用印第安马普切部族（英勇善战的部落，他们为了自由贡献了无数儿女）的土语为自己取了这个名字,意为“三个大胡子男人”。幸运的是他们的处女演出就遇到了比奥莱塔的儿子安赫尔，后来成为他们第一张专辑《El Pueblo》（人民）的制作人。随后不断有成员加入，在鼎盛时期，这是一个庞大的八人乐团。他们用纷繁复杂的曲式结构重新演绎了安第斯山脉印第安人的传统音乐。60年代的智利就像某些时候的我们这里，到处充斥的是来自唱片工业帝国那些散发脂粉味道的流行唱片，空洞无物的内容与艳俗的旋律。即使有民俗歌手，他们身上也闻不到一星半点穷人的气息。如果音乐乃至艺术也被殖民者垄断，那么国家再无出路了，这也是新民歌运动所要表达的。Nueva canción 的火种被不断传递，1966年，他们在一次演出中碰见维克多•哈拉。就像维克多当初遇见比奥莱塔，他为Quilapayún充当音乐指导，教给他们音乐与人生的真谛，后来还与他们一起录制了一张专辑。从此Quilapayún也毅然走向了民歌之路。
    Quilapayún最为出名的作品我想是他们与作曲家Hector Duvachelle合作的《The Seige of Santa Maria de Iquique - A People's Cantata》。此专辑采用西方古典清唱剧的形式，内容则是关于1907年的智利硝石矿大罢工：1905年12月21日是智利历史上黑暗的一天，在英德两国所属的Iquique矿场，18000名来自各地的矿工与他们的妻子儿女忍着饥寒坐在一起罢工，只为获得稍好些的待遇。然而，等待他们的是殖民者刚发明不久的马克沁机关枪。由此，我突然理解格瓦拉为何会把毯子衣物递给那个印第安矿工，为何会深入到麻风病区为人治疗伤痛。历史总是重演，我同样明白了鲁迅之我以我血荐轩辕。
    安第斯山音乐（Andean Music）涵盖了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与阿根廷众多的印第安音乐风格。这同样也是另一支应该被尊敬的乐队Inti-Illimani的艺术源泉，名字取自印第安艾玛拉部族土语但更富诗意——太阳•山端。他们的故事与Quilapayún也颇为相似，成员来自维克多遇难的圣地亚哥理工大学，几个学工程机械专业的学生因为共同的爱好而走到一起。Inti-Illimani独特的气质在于那开阔的音乐态度，他们并不拘泥于传统，大量地引入了弦乐与打击乐，歌词同样抓住生活，唱那些普通人的爱与苦。同样，他们也受到了维克多的影响与教诲。70年代他们迅速地成长为一支成熟的政治性非常强的乐团，与所有Nueva canción 乐队相同的是，不论歌词有多愤怒与反抗也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动人之处。
    Quilapayún与Inti-Illimani在1973年由阿连德政府作为官方文化大使，派去欧洲访问演出。他们幸运地躲过死亡，但是再不能回到祖国。皮诺切特的白色恐怖统治时期，军队经常随意入户抓人，许多人遭受监禁和酷刑，成千上万人因政治原因被杀，无数人失踪。当事后调查人员发现许多装着两具尸体的棺材时，皮诺切特称“这是节省空间的埋葬方式”。他封杀言论并下令禁止传统音乐（因为政府对她感到惧怕），一如当初那些法西斯般的殖民者般愚蠢。音乐这人类的灵魂如何能被禁锢？火种一直被人们安放在心里。Quilapayún流落到法国，Inti-Illimani漂泊至意大利，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十几年的异国巡演与归乡之路。在说别种语言的国家遥望祖国，唱悲伤与斗争的歌，他们成为逃亡在世界各地的智利人的精神寄托，也因此把拉丁美洲的新民歌和印第安人音乐以及它们背后带血的含义传到欧洲。1990年，皮诺切特倒台，他们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土，那里张开双臂欢迎斗士们的归来。歌唱永不结束，流亡只是为了保存火种。

兄弟，跟我一起诞生吧
    同样的60年代，在自由旗帜飘扬的美利坚，Pete Seeger，Bob Dylan等民谣斗士唱着花落何处，唱着答案在风中飘，他们反对战争，歌唱自由、人权、爱以及其他伟大的事情。给吉他通上电、蓄上胡子去印度，在伍德斯托克的泥地里吸大麻与胡乱做爱，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呵。但他们没有因为歌唱而失去生命，就算是那个说每条新闻都适合演唱的政治歌手Phil  Ochs，最后也是因为酗酒而死。但是维克多和帕拉以及更多没能留下名字的人却因此失去生命，但是Quilapayún与Inti-Illimani以及更多的人被迫流亡他乡，而那只是因为他们热爱人民和自己的祖国。如果，你生在说话或者沉默都有危险的时代；如果，你住在读诗或者歌唱都会被禁止的国家；如果，你长在要用生命去争取去捍卫的年头；如果，左是自由但意味着苦，右是被奴役则代表着安。你，会怎么做？

给我沉默，给我水，给我希望。
给我斗争，给我铁，给我火山。
支持我的血脉，支持我的嘴。
为我的语言，为我的血，说话。
                                                    ——巴勃罗•聂鲁达

PS：今年是Che离世40周年，以此文为忌。